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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我正式出西藏訪問之前，我已經知道工藝技術只是一種科學的成果、
一種科學的表現方式、一種瞭解這世界的特殊途徑；而科學本身，才是根本。
但科學的本質只是一種有系統的詢問方式，透過這種詢問方式，我們可以得
到很多知識，並且經由這些知識，讓我們瞭解這個世界。因此，雖然最初吸
引我的是一些工藝製品，但真正深深感動我的，並不是某種特定的工業或某
件機械玩具，而是科學的本質，那種有系統的提問方式。
我和某些人談論科學之後，尤其是那些學有專精的科學家，我注意到科學和
佛學思想在提出問題的本質上，有些相似的地方。這些相似之處，我覺得相
當明顯。就我的瞭解，科學方法是由觀察物質世界的某個現象開始的；接著
出現一般性的理論，可預測某些事件的結果。如果我們用一種特定的方法處
理某些現象，應該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實驗，看看事件的
結果是否符合理論所預測的情形。實驗的結果若果真如此，而且實驗是有效
而可以再現的，我們就接受那個一般性的理論，成為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但
是，如果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測不符，我們就必須去修正那個理論。因為對
現象的實際觀察，在科學系統裡占較重要的地位，經由實際的實驗和觀念的
思考，科學就得到實質的進展。整個過程包含了觀察、推理，應用推理設計
實驗，到達實際實驗的最高潮，用來證實推論所提出來的瞭解是否正確。這
種科學式的實際研究，和我所接受的佛學哲學訓練與冥想練習，正好像兩條
平行線，二者卻都深深的吸引著我。
雖然佛學已逐漸演變成一種以佛經和特定儀式為本體的宗教，但嚴格說起來，
在佛學裡，佛經的權威性不能超過依自己的推理與經驗得到的認識。事實上，
就連佛陀自己，也曾親口貶抑佛經的權威性。他告誡弟子，不要因為尊敬他，
就無條件相信他說的所有事。就像一個好的金匠，在加工之前，會用嚴密的
方法去測試材質的純度。佛陀告誡追隨者，要親身檢驗他說的話是否正確，
利用自己的推理訓練或禪定經驗，來體會佛經上的說法。因此，在驗證某個
說法是否為真時，學佛的人依循的順序，首先是親證（也就是自己的經驗），
其次是辯證（經過反覆推理、思辯），最後才看佛經是怎麼說的。西藏佛學
的根源，是早年印度的那爛陀寺佛學院（Nalanda school）。當時學院裡
的大師都依照佛陀告誡的原旨，以嚴厲的方式來檢驗、批判佛陀教導的東西。
從某一方面來說，佛學和科學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科學研究靠實驗，使用
儀器來分析外界現象。至於佛學的冥想探索，主要是一種心靈專注的層次訓
練，用的是個人經驗的內觀檢驗。而兩者都必須具備堅強的經驗基礎。如果
科學指出某種東西存在或不存在（特別要注意所謂「不存在」和「沒有發現」
，是兩回事），我們就把這項事實，變成知識的一部分。如果一項假設經過
驗證，證明它是對的，我們就必須接受。同樣的，佛學也必須接受事實，不
管是由科學發現的，或是由自己在禪定時的內觀體驗到的，都要一視同仁。
如果我們研究某些東西，發現它是事實，有證據和推理來證明它是對的，我
們就必須承認它是現實的一部分。就算它和流傳幾百年的佛經，在字面上的
解釋不符；或者和我們內心深處的觀點和想法有衝突，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
事實的承認。因此，佛學和科學都有一種「以經驗來追求事實」的承諾，一
旦發現的結果和自己長期以來所抱持的立場不同，也有放棄原先立場的勇氣。
和宗教對比，科學有項特質，就是它沒有任何權威性經典，可用來驗證一些
聲稱是真理的見解。科學裡的所有真理，都必須經由實驗來顯示或經過數學
證明。如果有人說：「這個想法一定是對的，因為牛頓或愛因斯坦也這樣認
為。」這種陳述是不科學的。因此，對於問題的探索，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
對問題的本身和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預設立場，而且隨時準備接受任何正
確的答案。這種心智上的開放態度，我認為是健康的「懷疑論」
（skepticism）。這種開闊的心胸，可以讓人對新的直覺和新的發現有敏銳
的反應。當它和人類「追求認識大自然」這種本性結合在一起時，將會大幅
擴充人類的知識領域，把我們的視野無限延伸出去。當然，並不是所有科學
家都有這種開闊的心胸，在早年的科學發展史裡，負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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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位科學老師，是德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的馮魏柴克
（Carl von Weizsker），他是當時西德總統的兄弟，算是我最親密的
科學朋友之一。馮魏柴克常常自嘲是活躍於政治的哲學教授，其實他受過嚴
格的物理學家訓練。在一九三○年代，他曾擔任量子物理學家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的助手。我不會忘記馮魏柴克曾經說過的、一個
具啟發性又人人能懂的例子，說明人應持續關切科學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在
倫理和政治方面的。他一直在哲學上質問科學的本質，提出嚴厲的挑戰。
除了經常做長時間的非正式討論之外，我從馮魏柴克那裡，還很幸運的接受
某些科學性議題的正式個別指導。我對這種教學方式相當熟悉，因為它和我
一對一的傳統西藏佛學傳授方式完全一樣。不只一次，馮魏柴克和我共處兩
整天，教導我有關量子物理及相關的哲學觀念。我非常感謝他慷慨貢獻出寶
貴時間，而且對我超有耐心，因為我發現自己的觀念和他說的相差甚遠，常
常難以理解。
馮魏柴克經常強調「經驗論」（empiricism）在科學上的重要。他說，事情
的表現有兩種方式，一是現象的直接呈現，另一種是經由推理。例如，蘋果上
有個黑色斑點，這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就是一種現象的呈現。但是，這顆
蘋果裡有蟲，就是我們由相關的斑點所做的推論，依據我們對蘋果和蟲的相關
知識而來的。
佛學裡有個原則，就是驗證某個特定命題的方式，必須符合待分析主體的特性。
例如，待分析的主體是可觀察世界的某項事實，包含個人經驗，那麼此命題的
成立與否，就由實際的經驗來決定。因此，佛學把直接觀察的經驗法則，放在
第一順位。相反的，如果命題涉及由我們經驗世界向外延伸的一般性（例如
生命這種過客似的特質，以及各種現實間的交互關連特性），則必須經由某種
程度的推理，用推理來決定這種命題是否成立。所以，佛學接受合理的推理
方式，很像馮魏柴克描述的科學模式。
最後，由佛教徒的觀點來看，還有更深層次的現實或「實相」，是凡夫俗子這種
未啟發的心智無法看清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微妙的「業」（karma）的
研究，以及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物種。只有這類的命題出現時，經典才有其
權威性。佛教徒會從經典裡去尋找可能的正確答案，因為佛陀親身為我們示現了
追求解脫的方法，而且他也證實自在解脫的存在。雖然經驗、推理和經典的權威
這三種基本驗證實相的方法，早就在佛學思想裡發展，但最後變成有系統的哲學
方法論，卻是要歸功於第五世紀印度的邏輯學家陳那（Dignaga）和七世紀的法
稱二人。
從這點可見，佛學和科學至少在原則上是有部分相同的。雖然科學並不承認有
什麼「經典」之類的描述是具有權威性的，但對其他的兩種方法：經驗法則和邏輯
推理，卻承認是重要之道。因此，這兩大學門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論上，
有其共通性。不過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用來檢驗某項有關現實的陳述是否正確，
習慣上用的卻是第三種方法。例如，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由親戚口中的描述和出生文件上的記載，我們就接受了這項「事實」。就算是
最新的科學，大家也接受在具「聲望」的期刊上所發表的結果，而不必親自去
重複同樣的實驗。
認識了令人尊敬的物理家波姆（David Bohm）之後，我對科學的瞭解無疑又
邁進了一大步。他是我碰過的人當中，少數幾個最有智慧又心胸開闊的人。
一九七九年，我二度訪問歐洲，我倆在英國首次碰面，一見如故，覺得非常投緣。
後來我發現，他和我有類似的遭遇。原來他是在麥卡錫（McCarthy）的白色
恐怖時代，被迫離開美國的。我們相知相惜，展開終生的友誼和相互探索。
波姆指導我瞭解科學思想裡的細緻特質，特別是物理學，讓我沐浴在最好的科學
觀點之中。仔細聆聽像波姆和馮魏柴克這樣物理學家的談話，我覺得自己可以體會
整個論點裡的複雜性。只可惜，每當談話結束之後，這種體會也跟著慢慢消失，
留存下來的不多。我和波姆長達二十年的交談，也讓我回想自己在學佛過程裡用
的方法以及它質問的方式，到底和現代科學所用的方法有什麼樣的關係。
波姆對所有的人類經驗領域都抱持極為開放的態度，這點特別令我感動。他不僅
對其專精的物質世界之各研究學門，莫不如此，連對所有主觀性的研究如意識的
探討也是一樣。從我們的談話裡，我領略到一顆偉大的科學心智的包容性，除了
能包容客觀的科學性事物之外，也隨時準備接受其他形式的觀察與直覺所得到的結果。
波姆顯示出來的特質之一，就是非常迷人的思考實驗（或想像實驗）。這基本上
是一種哲學方法，卻能得到科學性的結論。簡單的說，思考實驗很像佛學裡的
觀想。我們想像一些假設的情況與條件，然後在這些條件與情況之下，測試
我們的假說會有什麼結果。通常，這樣得來的結果是無法反駁的。愛因斯坦
在相對論裡所談的時間與空間的特性和結果，大部分都是由這種思考實驗
得來的。當然，它思考的基礎主要還是當代的物理觀念與瞭解。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所謂的雙胞胎詭論（twin paradox）。假設有對雙胞胎，一個留在地球，
另一個搭太空船以接近光速的速率做太空旅行。對太空船上那一個來說，時間
會慢下來，他也老得慢。多年後，當他再度回到地球，兄弟相逢時，地球上那位
兄弟會明顯的老很多。要徹底瞭解這個詭論，需要極複雜的數學方程式，可惜
這些數學技巧超出我的能力之外。
在我和科學打交道的過程當中，我對這種思考的分析方法特別感興趣，它和
佛教徒的哲學性思考方式非常類似。在我們碰面之前，波姆其實已經花了
很多時間，和印度的靈性學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
相處，進而有好幾次深入對談。有很多次，波姆和我共同探索客觀的科學方式
與冥想練習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從佛教徒的觀點來看，由冥想練習得到的
體驗，也是一種同等的經驗結果。
佛學與科學基本上，都相當強調經驗的體驗與推理，但是這兩個系統所說的
推理形式以及構成經驗認識的組成要素，還是存在著細微差異。佛學談的
經驗認識，定義寬鬆得多，甚至包含了靜思冥想的禪定狀態，以及我們
感官所認知的部分。最近兩百年來，由於工藝技術的發展，科學已經把
人類的感官能力，擴大到以前完全難以想像的地步—憑藉著顯微鏡或望遠鏡
之類的儀器，科學家由肉眼就可以觀察一些非常微小或非常遙遠、巨大的
東西，小如細胞或複雜的原子結構，大至數萬光年之外的星團構造。
在這個感官範圍與能力極度擴張的基礎上，人類推理能力的限制也跟著往外
延伸，超越了人類知識所能企及的領域。現在，追蹤在氣泡室（bubble chamber）
裡遺留下來的痕跡，物理學家就知道某些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存在，這些基本
粒子甚至是一些構成中子的元素，像夸克（quark）、膠子（gluon）之類的東西。
當我還是個孩子，拿著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來的望遠鏡到處亂看時，我有個
親身體驗，知道觀察體驗對事情的推理會有強烈的影響。在西藏的民間傳說中，
月亮上有隻玉兔。我相信西方的傳說應該不一樣，月亮上的陰影可能是個人而非
兔子。總之，在一個滿月秋夜，月亮顯得分外清楚，我決定用自己的望遠鏡，
親自來驗證兔子的說法。驚訝的是，我居然看到一些坑洞和陰影。我非常興奮，
堅持要我的兩位老師也從望遠鏡裡看看月亮。我認為月亮上既然有影子，就表示
月亮像地球一樣，自己並不會發光，它的亮度也是陽光造成的。老師們雖然對
自己看到的景像有點困惑，但也承認月亮上的陰影的確是存在的。不久，我在
科學雜誌上看到月球隕石坑洞的照片，我也注意到同樣的效果，隕石坑洞裡的
一側有陰影，另一側卻沒有。我推論一定有什麼光源，把光投射在月亮上，才會
造成隕石坑洞內側的部分陰影。後來我發現事情果真如想像那樣，我真的開心極了。
嚴格說來，這種推理過程既不是佛學獨有，也不是科學的專利，它只是反映出
人類心智的某種基本活動，是我們自然而然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介紹給
年輕實習僧人的基本邏輯推理訓練，就包含類似內容。舉例來說，當你看到遠方
的山頭冒出一股白煙，你就可以推斷白煙的底部一定有火。而在西藏地區，這種
炊煙就代表當地有人居住。我們可以想像旅人在走了一整天的路之後，又饑又渴，
多麼想要找個地方歇歇腳，他看到煙，就推理有火、有人家，因此他也有可以歇
歇腳、喝杯熱茶的地方了。從一個由感官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我們就可以推論出
那些隱藏在背後的東西。這種推論，在佛學和科學上都是很平常的。
我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訪問歐洲，很榮幸碰上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智者，就是
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他和我一樣，也有被迫離開家園的遭遇。
為了逃避納粹統治，他不得不離開祖國維也納，也因此成為批判極權主義最不
遺餘力的思想家。我們發現彼此有許多共通點。我倆碰面時，巴柏已是位年過
七十的長者了，眼睛仍炯炯有神，露出智慧的光芒。當我們討論到獨裁統治的
問題，他表現出來的熱情，可以想見他年輕時是多麼的精力充沛、力敵萬人了。
巴柏對共產勢力的崛起憂心忡忡，他覺得這種極權式的政治系統非常危險，對
個人自由將是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盡力維持開放的社會，好讓像他這樣的人，
能在裡面安心的探索有關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兩人的確也討論
到一些和科學方法有關的問題。
當時，我的英文能力比現在差，翻譯人員技巧也不夠好。而哲學和方法論之類
的議題，不像經驗性的題目，本身需要反覆討論。因此，我從巴柏那兒獲益有限，
不像從波姆或馮魏柴克身上得到那麼多的啟發，但我們依然成功的建立了友誼。
因此，每次我到英格蘭，都會去和他碰個面、聊一聊。我特別記得一九八七年，
在他索立（Surrey）家中喝茶的那一次。我很喜歡花和園藝，尤其是蘭花。
巴柏帶著我，參觀他的花園和溫室。這一次的談話，讓我終於瞭解巴柏對
科學哲學，尤其是有關科學方法的問題，有多麼巨大的影響。
巴柏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澄清了歸納法（induction）和演繹法（deduction）
在科學性假說提出證明時，到底有什麼相對的角色。所謂歸納法，是我們從一系列
觀察到的經驗例證裡，建構出一般性的規則。日常生活中，很多和因果關係有關的
知識，都是來自歸納法。例如，在反覆觀察了多次煙和火的關係之後，我們得到
一般性的結論，就是有煙的地方就有火。至於演繹，則是相反的過程。我們先有了
一般性的知識，再把它應用到特定的觀察。例如，歐洲自一九九五年之後生產的汽車
只能加無鉛汽油，某人知道了，又聽說朋友有輛二○○○年生產的車子，即可演繹
推論說，這輛車一定是加無鉛汽油的。當然，在科學上，演繹推論的形式不會這麼
簡單，一定複雜得多。歸納也是一樣。不過，比較難的還是演繹，它通常都伴隨著
高等的數學。
佛學和科學在推論這塊領域裡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演繹角色的差異。科學的
演繹發展，運用了很深奧、很複雜的數學技巧當作推論的工具。而佛學的演繹，
就像所有其他的古典印度哲學一樣，靠的是傳統的、非常紮實的邏輯推理。依據
這種推動方式，永遠無法得到超越性的結果。相較之下，使用數學技巧的科學
推理就不會受到同樣的限制，而能達到很高層次的抽象境界。因此，一項立論
的有效或無效，就完全由一個數學公式的正確與否來決定。由這方面來看，
經由數學方式得到的一般性，比傳統的邏輯方法所得到的一般性，更能到達
較高的層次。數學在這方面的應用是如此成功，難怪有人相信數學定律是絕對的，
數學是大自然的本質特性，是現實的真正語言。
就我看來，科學和佛學的另一項差異，就是如何形成一個有效的假說。這方面，
巴柏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對科學問題的範圍有嚴格的界定，這就是所謂巴柏的
「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意思是說，任何科學理論裡都應該有一
項範圍的界定，說自己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可能是無效的。例如「上帝創造了
世界」這個理論，就永遠無法成為科學性的理論。因為它沒辦法設定一個範圍，
說在此範圍之外，這個說法可能是無效的。如果我們嚴格遵守這項準則，那麼
很多關於人類經驗的問題，如倫理、美學和靈性等，都將無法納入科學研究的
領域。相反的，佛學探究的問題並不局限於物質性的，它也包括個人經驗的
主觀世界與價值判斷。換句話說，科學處理的是我們可經驗到的事實，並不包括
那些形而上的玄學或倫理道德；而佛學對這三者，都能提出關鍵性的質問。
巴柏的可證偽性和部分方法論的主要原則，引起我這個受傳統西藏佛學訓練的人
很大的共鳴。我們或許可以把可證偽性說成「否定範圍的原則」（principle
of the scope of negation）。這原則的重點是，「沒有發現」和「發現它
不存在」這兩種情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說，「不知道」和「知道它不是」
完全不一樣。如果我找尋某種東西，卻一直找不到，這並不表示我找尋的東西不存在。
為了調和「找不到」和「發現它不存在」這兩種結果，搜尋的方法和想要搜尋的目標
之間，必須有某種關連，而且要等量齊觀。舉例來說，你在書上沒有看到蠍子，應該
已足夠證明在你看的書上，蠍子並不存在。如果書上有隻蠍子，它應該會是肉眼
可見的。但是，你在書頁上看不到酸性，倒不一定能證明它用的紙張是無酸的；
因為紙上的酸性並非肉眼可見，是需要特殊儀器才可以度量。同樣的，十四世紀
西藏哲學家宗喀巴（Tsongkhapa）就主張，推論所否定的命題和推論不能證實
的命題，基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分析無法確認的東西和分析後否定的東西，是
不一樣的。
這種方法論上的差異，可能深奧難解，但是它會讓人對於科學分析範圍的認識
產生重大分歧。例如，科學沒有辦法證明上帝存在的這項事實，對於長期接受
「有神論」（theism）傳統的人來說，並不等於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樣的，
科學一直無法證實某些人對再生或轉世的看法，也不表示輪迴
（reincarnation）是不可能的。在科學裡，除了地球之外，一直找不到其他
有生物的行星，這並不表示宇宙裡的其他地方一定沒有別的生物存在。
從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經常離開印度到各地訪問，碰到許多科學家和研究
科學方面的哲學家，和他們進行過許多公開或非正式的會談。談話當中，有些
沒什麼收穫，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次。有次在莫斯科，當時正值東西雙方冷戰
最嚴重的年代。我和一些科學家討論意識問題，卻立刻被攻擊說我有靈魂不滅
的宗教思想，他們誤會我在傳揚自己的宗教。在澳洲，某位科學家一開口，就
充滿了敵意，說如果有人想拿宗教來對抗科學，他可以隨時接招。到了一九八七年，
我和科學之間的接觸，發生了重大轉折。就在這一年，第一屆「心靈與生命」
（Mind and Life）研討會，在我的住所達蘭莎拉召開。
這場研討會是由瓦里拉（Francisco Varela）和恩格（Adam Engle）籌劃的。
瓦里拉是智利籍神經科學家，在巴黎受教育；而恩格是美國商人。瓦里拉和恩格
跑來找我，提議找一群不同學門的科學家，就「心靈與生命」這個主題做一番
不拘形式的探討。大家可以撥出一週的時間來，做開放性的、非正式的私密
對話。我對這主意雀躍不已。這是很難得的機會，讓我可以學到許多科學的
東西，知道科學思想最新的研究與進展。所有參加第一次大會的人是如此熱烈，
以致整個活動一直延續到今天，每隔兩年，就辦一次為期一週的聚會。
我第一次碰到瓦里拉，是在奧地利的一場研討會上。同一年，我們又有機會
單獨見面，很快就建立起友誼來。瓦里拉相當清瘦，戴副眼鏡，說起話來輕聲
細語的。他的頭腦清晰、邏輯正確、表達能力傑出非常，是罕見的好老師。
他以極嚴肅的態度來看待佛學的哲學思想及冥想訓練，但在演講時，他發表
的卻是主流科學的思想，不偏不倚的呈現出事實原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
表達我對瓦里拉、恩格和賀許（Barry Hershey，他負責把這些科學家接到
達蘭莎拉來）這幾個人的謝意。在這些對話當中，我也得到兩位能幹的翻譯員
幫忙，一位是美國的佛學專家華勒斯（Alan Wallace），另一位就是我的
翻譯圖登京巴。
在「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聽到西方科學方法發展的
整個過程。而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所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的想法，意即在某個文化當中，世界觀的基本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對所有
科學認識上的衝擊。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科學由原來
的牛頓力學觀念轉變成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觀念。起初，聽到典範轉移，
我有點吃驚。我一直認為科學是對終極真理的持續追尋，每次有新發現，
人的集體知識就有了新的擴充。這種過程進展到極致，就是我們終於有了
一切最終極的完美知識。現在，我知道在特定的典範裡，居然帶有某些主
觀的元素。這也告誡我們，不要把科學當成完全客觀現實的階梯。
當我和這些開放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交談之後，發現他們對科學的認識，
在深層的本質上都有些微差異；他們也都認識到科學的知識有其限制。但在
此同時，有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科學家，卻都相信所有的事實都必須是科學
能研究的東西。這裡面藏著一種假設：當社會進步之後，科學會持續揭露
我們信仰的虛偽，特別是宗教信仰。因此，最後會出現一個完全入世的、
幾乎沒有宗教信仰的現實社會，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的辯證方法，
也是在一九五○年代，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打交道時，他們所持的
論調。那次接觸之後，我回到西藏研究了一陣子的馬克思主義。在他們
的觀點裡，宗教的許多論點都已經被科學給否決掉了，例如神、神的恩典
以及永恆不滅的靈魂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思想的框架裡，任何
無法用科學證明或驗證的事情，都是虛偽或不重要的。這種觀點反映出
它的支持者在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偏見，甚至影響到他們哲學思考
的假設條件。話說回來，正如我們必須避免科學上的教條主義，我們也必須
確認靈性不會受到類似的限制。
科學能處理某些特定情況的現實以及人類的經驗，它是由一連串特殊的方法
構成的，包含由經驗觀察中產生的質疑、對事情的量化及度量、度量的可重複性，
以及多數人能懂的驗證方法。很多人都可以表示：「不錯，我的確看到同樣的問題，
也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有效的科學研究被限制在物理世界裡，像是人體、
天體，那些可以度量的能量以及其間的結構關係。這種方式產生的經驗發現，
是進一步實驗的基礎；而得到的一般性結論，則變成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使科學
知識能更進一步累積，這就是目前科學結構的有效典範。顯然，這項典範不會、
也無法涵蓋「實相」的所有面向，特別是和人類生存本質有關的部分。除了物質
的客觀世界之外（這是科學擅長且極力探索的領域），還存在著和感覺、情緒、
思想、價值判斷，以及期望提升靈性的各種主觀世界。如果我們不認為它們也是
構成實相的元素之一，我們自身的生存意義就變得非常貧乏，對現實的理解也就
不夠充分了。實相包含了我們自己的生存意義，比起科學所能處理的物質，可是
要複雜得多。
(摘錄自本書第二章)
相對世界的美麗：達賴喇嘛的科學智慧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作者： 達賴喇嘛
譯者： 葉偉文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06 年 01 月 20 日
其實在我正式出西藏訪問之前，我已經知道工藝技術只是一種科學的成果、
一種科學的表現方式、一種瞭解這世界的特殊途徑；而科學本身，才是根本。
但科學的本質只是一種有系統的詢問方式，透過這種詢問方式，我們可以得
到很多知識，並且經由這些知識，讓我們瞭解這個世界。因此，雖然最初吸
引我的是一些工藝製品，但真正深深感動我的，並不是某種特定的工業或某
件機械玩具，而是科學的本質，那種有系統的提問方式。
我和某些人談論科學之後，尤其是那些學有專精的科學家，我注意到科學和
佛學思想在提出問題的本質上，有些相似的地方。這些相似之處，我覺得相
當明顯。就我的瞭解，科學方法是由觀察物質世界的某個現象開始的；接著
出現一般性的理論，可預測某些事件的結果。如果我們用一種特定的方法處
理某些現象，應該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實驗，看看事件的
結果是否符合理論所預測的情形。實驗的結果若果真如此，而且實驗是有效
而可以再現的，我們就接受那個一般性的理論，成為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但
是，如果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測不符，我們就必須去修正那個理論。因為對
現象的實際觀察，在科學系統裡占較重要的地位，經由實際的實驗和觀念的
思考，科學就得到實質的進展。整個過程包含了觀察、推理，應用推理設計
實驗，到達實際實驗的最高潮，用來證實推論所提出來的瞭解是否正確。這
種科學式的實際研究，和我所接受的佛學哲學訓練與冥想練習，正好像兩條
平行線，二者卻都深深的吸引著我。
雖然佛學已逐漸演變成一種以佛經和特定儀式為本體的宗教，但嚴格說起來，
在佛學裡，佛經的權威性不能超過依自己的推理與經驗得到的認識。事實上，
就連佛陀自己，也曾親口貶抑佛經的權威性。他告誡弟子，不要因為尊敬他，
就無條件相信他說的所有事。就像一個好的金匠，在加工之前，會用嚴密的
方法去測試材質的純度。佛陀告誡追隨者，要親身檢驗他說的話是否正確，
利用自己的推理訓練或禪定經驗，來體會佛經上的說法。因此，在驗證某個
說法是否為真時，學佛的人依循的順序，首先是親證（也就是自己的經驗），
其次是辯證（經過反覆推理、思辯），最後才看佛經是怎麼說的。西藏佛學
的根源，是早年印度的那爛陀寺佛學院（Nalanda school）。當時學院裡
的大師都依照佛陀告誡的原旨，以嚴厲的方式來檢驗、批判佛陀教導的東西。
從某一方面來說，佛學和科學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科學研究靠實驗，使用
儀器來分析外界現象。至於佛學的冥想探索，主要是一種心靈專注的層次訓
練，用的是個人經驗的內觀檢驗。而兩者都必須具備堅強的經驗基礎。如果
科學指出某種東西存在或不存在（特別要注意所謂「不存在」和「沒有發現」
，是兩回事），我們就把這項事實，變成知識的一部分。如果一項假設經過
驗證，證明它是對的，我們就必須接受。同樣的，佛學也必須接受事實，不
管是由科學發現的，或是由自己在禪定時的內觀體驗到的，都要一視同仁。
如果我們研究某些東西，發現它是事實，有證據和推理來證明它是對的，我
們就必須承認它是現實的一部分。就算它和流傳幾百年的佛經，在字面上的
解釋不符；或者和我們內心深處的觀點和想法有衝突，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
事實的承認。因此，佛學和科學都有一種「以經驗來追求事實」的承諾，一
旦發現的結果和自己長期以來所抱持的立場不同，也有放棄原先立場的勇氣。
和宗教對比，科學有項特質，就是它沒有任何權威性經典，可用來驗證一些
聲稱是真理的見解。科學裡的所有真理，都必須經由實驗來顯示或經過數學
證明。如果有人說：「這個想法一定是對的，因為牛頓或愛因斯坦也這樣認
為。」這種陳述是不科學的。因此，對於問題的探索，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
對問題的本身和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預設立場，而且隨時準備接受任何正
確的答案。這種心智上的開放態度，我認為是健康的「懷疑論」
（skepticism）。這種開闊的心胸，可以讓人對新的直覺和新的發現有敏銳
的反應。當它和人類「追求認識大自然」這種本性結合在一起時，將會大幅
擴充人類的知識領域，把我們的視野無限延伸出去。當然，並不是所有科學
家都有這種開闊的心胸，在早年的科學發展史裡，負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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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位科學老師，是德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的馮魏柴克
（Carl von Weizsker），他是當時西德總統的兄弟，算是我最親密的
科學朋友之一。馮魏柴克常常自嘲是活躍於政治的哲學教授，其實他受過嚴
格的物理學家訓練。在一九三○年代，他曾擔任量子物理學家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的助手。我不會忘記馮魏柴克曾經說過的、一個
具啟發性又人人能懂的例子，說明人應持續關切科學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在
倫理和政治方面的。他一直在哲學上質問科學的本質，提出嚴厲的挑戰。
除了經常做長時間的非正式討論之外，我從馮魏柴克那裡，還很幸運的接受
某些科學性議題的正式個別指導。我對這種教學方式相當熟悉，因為它和我
一對一的傳統西藏佛學傳授方式完全一樣。不只一次，馮魏柴克和我共處兩
整天，教導我有關量子物理及相關的哲學觀念。我非常感謝他慷慨貢獻出寶
貴時間，而且對我超有耐心，因為我發現自己的觀念和他說的相差甚遠，常
常難以理解。
馮魏柴克經常強調「經驗論」（empiricism）在科學上的重要。他說，事情
的表現有兩種方式，一是現象的直接呈現，另一種是經由推理。例如，蘋果上
有個黑色斑點，這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就是一種現象的呈現。但是，這顆
蘋果裡有蟲，就是我們由相關的斑點所做的推論，依據我們對蘋果和蟲的相關
知識而來的。
佛學裡有個原則，就是驗證某個特定命題的方式，必須符合待分析主體的特性。
例如，待分析的主體是可觀察世界的某項事實，包含個人經驗，那麼此命題的
成立與否，就由實際的經驗來決定。因此，佛學把直接觀察的經驗法則，放在
第一順位。相反的，如果命題涉及由我們經驗世界向外延伸的一般性（例如
生命這種過客似的特質，以及各種現實間的交互關連特性），則必須經由某種
程度的推理，用推理來決定這種命題是否成立。所以，佛學接受合理的推理
方式，很像馮魏柴克描述的科學模式。
最後，由佛教徒的觀點來看，還有更深層次的現實或「實相」，是凡夫俗子這種
未啟發的心智無法看清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微妙的「業」（karma）的
研究，以及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物種。只有這類的命題出現時，經典才有其
權威性。佛教徒會從經典裡去尋找可能的正確答案，因為佛陀親身為我們示現了
追求解脫的方法，而且他也證實自在解脫的存在。雖然經驗、推理和經典的權威
這三種基本驗證實相的方法，早就在佛學思想裡發展，但最後變成有系統的哲學
方法論，卻是要歸功於第五世紀印度的邏輯學家陳那（Dignaga）和七世紀的法
稱二人。
從這點可見，佛學和科學至少在原則上是有部分相同的。雖然科學並不承認有
什麼「經典」之類的描述是具有權威性的，但對其他的兩種方法：經驗法則和邏輯
推理，卻承認是重要之道。因此，這兩大學門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論上，
有其共通性。不過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用來檢驗某項有關現實的陳述是否正確，
習慣上用的卻是第三種方法。例如，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由親戚口中的描述和出生文件上的記載，我們就接受了這項「事實」。就算是
最新的科學，大家也接受在具「聲望」的期刊上所發表的結果，而不必親自去
重複同樣的實驗。
認識了令人尊敬的物理家波姆（David Bohm）之後，我對科學的瞭解無疑又
邁進了一大步。他是我碰過的人當中，少數幾個最有智慧又心胸開闊的人。
一九七九年，我二度訪問歐洲，我倆在英國首次碰面，一見如故，覺得非常投緣。
後來我發現，他和我有類似的遭遇。原來他是在麥卡錫（McCarthy）的白色
恐怖時代，被迫離開美國的。我們相知相惜，展開終生的友誼和相互探索。
波姆指導我瞭解科學思想裡的細緻特質，特別是物理學，讓我沐浴在最好的科學
觀點之中。仔細聆聽像波姆和馮魏柴克這樣物理學家的談話，我覺得自己可以體會
整個論點裡的複雜性。只可惜，每當談話結束之後，這種體會也跟著慢慢消失，
留存下來的不多。我和波姆長達二十年的交談，也讓我回想自己在學佛過程裡用
的方法以及它質問的方式，到底和現代科學所用的方法有什麼樣的關係。
波姆對所有的人類經驗領域都抱持極為開放的態度，這點特別令我感動。他不僅
對其專精的物質世界之各研究學門，莫不如此，連對所有主觀性的研究如意識的
探討也是一樣。從我們的談話裡，我領略到一顆偉大的科學心智的包容性，除了
能包容客觀的科學性事物之外，也隨時準備接受其他形式的觀察與直覺所得到的結果。
波姆顯示出來的特質之一，就是非常迷人的思考實驗（或想像實驗）。這基本上
是一種哲學方法，卻能得到科學性的結論。簡單的說，思考實驗很像佛學裡的
觀想。我們想像一些假設的情況與條件，然後在這些條件與情況之下，測試
我們的假說會有什麼結果。通常，這樣得來的結果是無法反駁的。愛因斯坦
在相對論裡所談的時間與空間的特性和結果，大部分都是由這種思考實驗
得來的。當然，它思考的基礎主要還是當代的物理觀念與瞭解。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所謂的雙胞胎詭論（twin paradox）。假設有對雙胞胎，一個留在地球，
另一個搭太空船以接近光速的速率做太空旅行。對太空船上那一個來說，時間
會慢下來，他也老得慢。多年後，當他再度回到地球，兄弟相逢時，地球上那位
兄弟會明顯的老很多。要徹底瞭解這個詭論，需要極複雜的數學方程式，可惜
這些數學技巧超出我的能力之外。
在我和科學打交道的過程當中，我對這種思考的分析方法特別感興趣，它和
佛教徒的哲學性思考方式非常類似。在我們碰面之前，波姆其實已經花了
很多時間，和印度的靈性學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
相處，進而有好幾次深入對談。有很多次，波姆和我共同探索客觀的科學方式
與冥想練習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從佛教徒的觀點來看，由冥想練習得到的
體驗，也是一種同等的經驗結果。
佛學與科學基本上，都相當強調經驗的體驗與推理，但是這兩個系統所說的
推理形式以及構成經驗認識的組成要素，還是存在著細微差異。佛學談的
經驗認識，定義寬鬆得多，甚至包含了靜思冥想的禪定狀態，以及我們
感官所認知的部分。最近兩百年來，由於工藝技術的發展，科學已經把
人類的感官能力，擴大到以前完全難以想像的地步—憑藉著顯微鏡或望遠鏡
之類的儀器，科學家由肉眼就可以觀察一些非常微小或非常遙遠、巨大的
東西，小如細胞或複雜的原子結構，大至數萬光年之外的星團構造。
在這個感官範圍與能力極度擴張的基礎上，人類推理能力的限制也跟著往外
延伸，超越了人類知識所能企及的領域。現在，追蹤在氣泡室（bubble chamber）
裡遺留下來的痕跡，物理學家就知道某些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存在，這些基本
粒子甚至是一些構成中子的元素，像夸克（quark）、膠子（gluon）之類的東西。
當我還是個孩子，拿著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來的望遠鏡到處亂看時，我有個
親身體驗，知道觀察體驗對事情的推理會有強烈的影響。在西藏的民間傳說中，
月亮上有隻玉兔。我相信西方的傳說應該不一樣，月亮上的陰影可能是個人而非
兔子。總之，在一個滿月秋夜，月亮顯得分外清楚，我決定用自己的望遠鏡，
親自來驗證兔子的說法。驚訝的是，我居然看到一些坑洞和陰影。我非常興奮，
堅持要我的兩位老師也從望遠鏡裡看看月亮。我認為月亮上既然有影子，就表示
月亮像地球一樣，自己並不會發光，它的亮度也是陽光造成的。老師們雖然對
自己看到的景像有點困惑，但也承認月亮上的陰影的確是存在的。不久，我在
科學雜誌上看到月球隕石坑洞的照片，我也注意到同樣的效果，隕石坑洞裡的
一側有陰影，另一側卻沒有。我推論一定有什麼光源，把光投射在月亮上，才會
造成隕石坑洞內側的部分陰影。後來我發現事情果真如想像那樣，我真的開心極了。
嚴格說來，這種推理過程既不是佛學獨有，也不是科學的專利，它只是反映出
人類心智的某種基本活動，是我們自然而然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介紹給
年輕實習僧人的基本邏輯推理訓練，就包含類似內容。舉例來說，當你看到遠方
的山頭冒出一股白煙，你就可以推斷白煙的底部一定有火。而在西藏地區，這種
炊煙就代表當地有人居住。我們可以想像旅人在走了一整天的路之後，又饑又渴，
多麼想要找個地方歇歇腳，他看到煙，就推理有火、有人家，因此他也有可以歇
歇腳、喝杯熱茶的地方了。從一個由感官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我們就可以推論出
那些隱藏在背後的東西。這種推論，在佛學和科學上都是很平常的。
我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訪問歐洲，很榮幸碰上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智者，就是
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他和我一樣，也有被迫離開家園的遭遇。
為了逃避納粹統治，他不得不離開祖國維也納，也因此成為批判極權主義最不
遺餘力的思想家。我們發現彼此有許多共通點。我倆碰面時，巴柏已是位年過
七十的長者了，眼睛仍炯炯有神，露出智慧的光芒。當我們討論到獨裁統治的
問題，他表現出來的熱情，可以想見他年輕時是多麼的精力充沛、力敵萬人了。
巴柏對共產勢力的崛起憂心忡忡，他覺得這種極權式的政治系統非常危險，對
個人自由將是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盡力維持開放的社會，好讓像他這樣的人，
能在裡面安心的探索有關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兩人的確也討論
到一些和科學方法有關的問題。
當時，我的英文能力比現在差，翻譯人員技巧也不夠好。而哲學和方法論之類
的議題，不像經驗性的題目，本身需要反覆討論。因此，我從巴柏那兒獲益有限，
不像從波姆或馮魏柴克身上得到那麼多的啟發，但我們依然成功的建立了友誼。
因此，每次我到英格蘭，都會去和他碰個面、聊一聊。我特別記得一九八七年，
在他索立（Surrey）家中喝茶的那一次。我很喜歡花和園藝，尤其是蘭花。
巴柏帶著我，參觀他的花園和溫室。這一次的談話，讓我終於瞭解巴柏對
科學哲學，尤其是有關科學方法的問題，有多麼巨大的影響。
巴柏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澄清了歸納法（induction）和演繹法（deduction）
在科學性假說提出證明時，到底有什麼相對的角色。所謂歸納法，是我們從一系列
觀察到的經驗例證裡，建構出一般性的規則。日常生活中，很多和因果關係有關的
知識，都是來自歸納法。例如，在反覆觀察了多次煙和火的關係之後，我們得到
一般性的結論，就是有煙的地方就有火。至於演繹，則是相反的過程。我們先有了
一般性的知識，再把它應用到特定的觀察。例如，歐洲自一九九五年之後生產的汽車
只能加無鉛汽油，某人知道了，又聽說朋友有輛二○○○年生產的車子，即可演繹
推論說，這輛車一定是加無鉛汽油的。當然，在科學上，演繹推論的形式不會這麼
簡單，一定複雜得多。歸納也是一樣。不過，比較難的還是演繹，它通常都伴隨著
高等的數學。
佛學和科學在推論這塊領域裡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演繹角色的差異。科學的
演繹發展，運用了很深奧、很複雜的數學技巧當作推論的工具。而佛學的演繹，
就像所有其他的古典印度哲學一樣，靠的是傳統的、非常紮實的邏輯推理。依據
這種推動方式，永遠無法得到超越性的結果。相較之下，使用數學技巧的科學
推理就不會受到同樣的限制，而能達到很高層次的抽象境界。因此，一項立論
的有效或無效，就完全由一個數學公式的正確與否來決定。由這方面來看，
經由數學方式得到的一般性，比傳統的邏輯方法所得到的一般性，更能到達
較高的層次。數學在這方面的應用是如此成功，難怪有人相信數學定律是絕對的，
數學是大自然的本質特性，是現實的真正語言。
就我看來，科學和佛學的另一項差異，就是如何形成一個有效的假說。這方面，
巴柏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對科學問題的範圍有嚴格的界定，這就是所謂巴柏的
「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意思是說，任何科學理論裡都應該有一
項範圍的界定，說自己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可能是無效的。例如「上帝創造了
世界」這個理論，就永遠無法成為科學性的理論。因為它沒辦法設定一個範圍，
說在此範圍之外，這個說法可能是無效的。如果我們嚴格遵守這項準則，那麼
很多關於人類經驗的問題，如倫理、美學和靈性等，都將無法納入科學研究的
領域。相反的，佛學探究的問題並不局限於物質性的，它也包括個人經驗的
主觀世界與價值判斷。換句話說，科學處理的是我們可經驗到的事實，並不包括
那些形而上的玄學或倫理道德；而佛學對這三者，都能提出關鍵性的質問。
巴柏的可證偽性和部分方法論的主要原則，引起我這個受傳統西藏佛學訓練的人
很大的共鳴。我們或許可以把可證偽性說成「否定範圍的原則」（principle
of the scope of negation）。這原則的重點是，「沒有發現」和「發現它
不存在」這兩種情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說，「不知道」和「知道它不是」
完全不一樣。如果我找尋某種東西，卻一直找不到，這並不表示我找尋的東西不存在。
為了調和「找不到」和「發現它不存在」這兩種結果，搜尋的方法和想要搜尋的目標
之間，必須有某種關連，而且要等量齊觀。舉例來說，你在書上沒有看到蠍子，應該
已足夠證明在你看的書上，蠍子並不存在。如果書上有隻蠍子，它應該會是肉眼
可見的。但是，你在書頁上看不到酸性，倒不一定能證明它用的紙張是無酸的；
因為紙上的酸性並非肉眼可見，是需要特殊儀器才可以度量。同樣的，十四世紀
西藏哲學家宗喀巴（Tsongkhapa）就主張，推論所否定的命題和推論不能證實
的命題，基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分析無法確認的東西和分析後否定的東西，是
不一樣的。
這種方法論上的差異，可能深奧難解，但是它會讓人對於科學分析範圍的認識
產生重大分歧。例如，科學沒有辦法證明上帝存在的這項事實，對於長期接受
「有神論」（theism）傳統的人來說，並不等於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樣的，
科學一直無法證實某些人對再生或轉世的看法，也不表示輪迴
（reincarnation）是不可能的。在科學裡，除了地球之外，一直找不到其他
有生物的行星，這並不表示宇宙裡的其他地方一定沒有別的生物存在。
從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經常離開印度到各地訪問，碰到許多科學家和研究
科學方面的哲學家，和他們進行過許多公開或非正式的會談。談話當中，有些
沒什麼收穫，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次。有次在莫斯科，當時正值東西雙方冷戰
最嚴重的年代。我和一些科學家討論意識問題，卻立刻被攻擊說我有靈魂不滅
的宗教思想，他們誤會我在傳揚自己的宗教。在澳洲，某位科學家一開口，就
充滿了敵意，說如果有人想拿宗教來對抗科學，他可以隨時接招。到了一九八七年，
我和科學之間的接觸，發生了重大轉折。就在這一年，第一屆「心靈與生命」
（Mind and Life）研討會，在我的住所達蘭莎拉召開。
這場研討會是由瓦里拉（Francisco Varela）和恩格（Adam Engle）籌劃的。
瓦里拉是智利籍神經科學家，在巴黎受教育；而恩格是美國商人。瓦里拉和恩格
跑來找我，提議找一群不同學門的科學家，就「心靈與生命」這個主題做一番
不拘形式的探討。大家可以撥出一週的時間來，做開放性的、非正式的私密
對話。我對這主意雀躍不已。這是很難得的機會，讓我可以學到許多科學的
東西，知道科學思想最新的研究與進展。所有參加第一次大會的人是如此熱烈，
以致整個活動一直延續到今天，每隔兩年，就辦一次為期一週的聚會。
我第一次碰到瓦里拉，是在奧地利的一場研討會上。同一年，我們又有機會
單獨見面，很快就建立起友誼來。瓦里拉相當清瘦，戴副眼鏡，說起話來輕聲
細語的。他的頭腦清晰、邏輯正確、表達能力傑出非常，是罕見的好老師。
他以極嚴肅的態度來看待佛學的哲學思想及冥想訓練，但在演講時，他發表
的卻是主流科學的思想，不偏不倚的呈現出事實原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
表達我對瓦里拉、恩格和賀許（Barry Hershey，他負責把這些科學家接到
達蘭莎拉來）這幾個人的謝意。在這些對話當中，我也得到兩位能幹的翻譯員
幫忙，一位是美國的佛學專家華勒斯（Alan Wallace），另一位就是我的
翻譯圖登京巴。
在「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聽到西方科學方法發展的
整個過程。而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所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的想法，意即在某個文化當中，世界觀的基本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對所有
科學認識上的衝擊。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科學由原來
的牛頓力學觀念轉變成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觀念。起初，聽到典範轉移，
我有點吃驚。我一直認為科學是對終極真理的持續追尋，每次有新發現，
人的集體知識就有了新的擴充。這種過程進展到極致，就是我們終於有了
一切最終極的完美知識。現在，我知道在特定的典範裡，居然帶有某些主
觀的元素。這也告誡我們，不要把科學當成完全客觀現實的階梯。
當我和這些開放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交談之後，發現他們對科學的認識，
在深層的本質上都有些微差異；他們也都認識到科學的知識有其限制。但在
此同時，有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科學家，卻都相信所有的事實都必須是科學
能研究的東西。這裡面藏著一種假設：當社會進步之後，科學會持續揭露
我們信仰的虛偽，特別是宗教信仰。因此，最後會出現一個完全入世的、
幾乎沒有宗教信仰的現實社會，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的辯證方法，
也是在一九五○年代，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打交道時，他們所持的
論調。那次接觸之後，我回到西藏研究了一陣子的馬克思主義。在他們
的觀點裡，宗教的許多論點都已經被科學給否決掉了，例如神、神的恩典
以及永恆不滅的靈魂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思想的框架裡，任何
無法用科學證明或驗證的事情，都是虛偽或不重要的。這種觀點反映出
它的支持者在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偏見，甚至影響到他們哲學思考
的假設條件。話說回來，正如我們必須避免科學上的教條主義，我們也必須
確認靈性不會受到類似的限制。
科學能處理某些特定情況的現實以及人類的經驗，它是由一連串特殊的方法
構成的，包含由經驗觀察中產生的質疑、對事情的量化及度量、度量的可重複性，
以及多數人能懂的驗證方法。很多人都可以表示：「不錯，我的確看到同樣的問題，
也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有效的科學研究被限制在物理世界裡，像是人體、
天體，那些可以度量的能量以及其間的結構關係。這種方式產生的經驗發現，
是進一步實驗的基礎；而得到的一般性結論，則變成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使科學
知識能更進一步累積，這就是目前科學結構的有效典範。顯然，這項典範不會、
也無法涵蓋「實相」的所有面向，特別是和人類生存本質有關的部分。除了物質
的客觀世界之外（這是科學擅長且極力探索的領域），還存在著和感覺、情緒、
思想、價值判斷，以及期望提升靈性的各種主觀世界。如果我們不認為它們也是
構成實相的元素之一，我們自身的生存意義就變得非常貧乏，對現實的理解也就
不夠充分了。實相包含了我們自己的生存意義，比起科學所能處理的物質，可是
要複雜得多。
(摘錄自本書第二章)
相對世界的美麗：達賴喇嘛的科學智慧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作者： 達賴喇嘛
譯者： 葉偉文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06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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